2009年5月18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媒体吹风会，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先生向外国驻香港及香港本地媒体介绍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

 

　　徐林首先回顾了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程。他说，在过去一年内，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2008年初，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中，政策转为“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08年第3季度末起，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近年来中国首次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首次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为何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此复杂呢？徐林认为，08年初，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很高，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有转向过热的迹象和可能，所以采取了“双防”的宏观政策取向。08年上半年实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RRR）升至17.5%的最高点。年中，CPI虽然下行，但PPI仍保持上扬，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保控结合的政策。到第三季度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CPI和PPI均呈下滑态势，增长速度也开始呈现明显下滑势头，所以从第3季度末起，政府再次改变政策。对中国而言，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重要，因为每年中国有近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如果经济增长率过低，就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吸纳这些人就业，会由此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徐林重点介绍了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徐林说，从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存款利率连续下调4次，从4.14%降至2.25%；贷款利率下调5次，从7.47%降至5.31%；存款准备金率下调4次，大型金融机构下调2%，中小型金融机构下调4%。

　　中国的贷款和广义货币M2的曲线图显示，自2008年11月开始，中国的银行贷款量激增。2009年以来，贷款量持续快速增长。今年前4个月，银行新增贷款总量达到创记录的5.17万亿元人民币。

　　今年中国政府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银行体系足够的流动性的基础上优化信贷结构，保持银行贷款增长的节奏，避免银行贷款出现大起大落。今年前两个月，由于约60%的信贷用于政府投资项目，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则仍然抱怨贷款难问题。而且人们还担心，上半年贷款增速如此之快，下半年则有可能出现猛跌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贷款节奏将不利于满足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为了使广大的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获得发展所需的贷款和融资服务，政府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加强对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的融资支持。与此同时，要促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改革并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虽然市场存在着对人民汇率走势的不同预期和需求，但综合而言，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将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关于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徐林概括了3方面的措施：一是扩大财政支出，在未来两年实施总额为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其中中央政府的新增直接投资达1.18万亿元人民币，其他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投资。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额可占到整个投资计划的的60%以上。为了尽快取得实效，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政府已经提前安排了1040亿元投资，今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安排新增投资近5000亿元，明年中央政府的投资将达到5885亿元。

　　这4万亿政府投资项目中中，1万亿元用于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灾后重建，3700亿元用于技术升级和研究创新，2100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和减排，1500亿元用于包括农村教育、医疗卫生设施在内的社会性项目，1.5万亿元用于公路、铁路等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3700亿元用于水利、农业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4000亿元用于为低收入人群修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二是落实结构性减税。中国自2008年以来实施了多项结构性减税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利息所得税，降低了房地产销售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税率，进行了增值税税率改革，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取消了100项行政费，并增加了出口退税。这些减税措施大大减轻了企业和个人承担的压力，2008年，共计为企业减负约2800亿，2009年则为5000亿元左右。

　　三是增加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包括加大投入，进一步增加农民补贴、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价、提高城乡贫困家庭补贴、增加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为农村居民购置家用电器和车辆提供补贴等措施以提高家庭收入，促进消费需求增加；改善预算支出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支持科技创新、节能减排，推动经济重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徐林表示，今年一季度和头四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也表明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用电量在2008年9月大幅下滑后，从11月开始又有所回升，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也是大体如此，在去年11月下挫之后在今年开始回升。另外，中国的零售业保持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汽车销售量达到383万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之一。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从去年11月开始就已复苏。徐林对09年中国经济“保八”充满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中应加以重视的问题，徐林认为，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今后应研究如何有效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人民币相对汇率的升值，国内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如何才能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何更好地将短期刺激措施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如何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并推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应对危机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还需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我们已经公布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政府将投入8500亿元推进改革的实施；我们还将研究改革养老保险体系，通过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体制，这两项改革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柱，将有利于推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并产生持续扩大内需的效果。

　　对中国政府来说，首要任务是保持现在经济复苏的态势，尽可能实现“V”形复苏并实现经济8%的较快增长。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徐林还就以下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4月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一部分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将二次触底。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现在对此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一些指数的小幅下降或上升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长期走势。可以肯定的是，自去年11月起，中国经济回稳的趋势已经形成。我们当然期待看到中国经济反弹的趋势得到巩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不确定因素，并保持高度的关注。温总理前不久也提到，如有需要，中国政府可以每周都推出新的救市措施。这说明了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问：去年12月起，中国吸收外汇储备逐渐减缓。您如何看待中国吸引外资的前景？

　　答：在过去的两年里，外资进入中国有多种原因，一是中国股市过热，外资趁势流入；二是人民币升值，吸引外资套利热钱进入；三是国内经济增长很快，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较多。目前情况有所不同，全球金融危机后流动紧缺，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减慢。这一情况将来也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如果外资对投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或者对人民币升值有较高的期望，就可能产生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局面。

　　问：中国采取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有没有时间限制？公司债券发行情况如何？

　　答：我们希望人民币既不大幅升值，也不大幅贬值。作为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并没有操纵汇率，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在短期内，我们将仍然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和国际收支平衡情况而定。至于在什么时段人民币继续升值，我们兵没有具体的时间安排，主要将由市场力量决定。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发改委主要负责审批非上市公司的债券发行，证监会负责上市公司的债券发行，人民银行负责短期债券和中期票据业务。截至今年4月底，我委共核准了76家企业发行1200亿元的债券，较去年大幅增长，预计今年发改委核准的企业债券发行量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据我们了解，中国人民银行注册发行的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将达到近1万亿元。

　　问：中国是否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持现在的复苏态势?如果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答：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没有进一步改善，从保持8%增长的需要看，我们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加强研究。但目前中国经济复苏的趋势较好，我们定好的一些政策措施还没有充分实施，经济的运行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问：中国希望实现经济“V”形复苏，那现在经济发展是“V”形的吗？展望全年，中国经济增长能“保八”吗？

　　答：从4月的数据看，现有的主要经济指标指向“V”形，但也有其他一些指标不支持这种说法。但仅仅4月份的指标还不足以证明复苏趋势得到逆转。如果有足够的指标表明经济复苏不是 “V”形，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来巩固“V”形的复苏态势。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保证实现“V”形增长。今年中国确定的目标是“保八”。从过去4个月数据来看，“保八”非常有可能实现。因为第一季度6.1%的增长好于预期，是非常积极的迹象。4月份虽有变化，但很小，总体趋势还是增长的。同时，住房、汽车销售保持增长。出口虽然不好，但主要是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别国相比，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实现“保八”目标。虽然中国今年赤字为9500亿，但只占GDP的2.8%,政府负债率也只占GDP的20%，同日本190%、意大利100%、美国今年也会超过100%相比，我们好于这些国家。所以，如“保八”需要，我们有能力、也有资源来采取一些措施。

　　问：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是可能带来风险的。现在这种风险有多大？例如，银行里的坏账是否会拖垮中国的银行体系？房地产泡沫现在破裂的话是不是会在晚些时候拖累整个经济？

　　答：我们当然会控制信贷大量增加所带来的风险。中国的商业银行有多种方法控制这种风险。比如，中国银监会密切关注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对他们进行压力测试，要求银行加强拨备。目前看，中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指标都是健康的，坏账占资本金比率也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在经济衰退阶段，银行之所以将更多的贷款贷给政府投资项目，是因为政府项目比其他项目要安全，这是银行新增贷款60%都流向政府支持项目的重要原因。私有部门和中小企业则较难获得贷款，也是商业银行注重风险控制的表现。

　　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微小变化”。这是否意味相关政策有变？最近中央决定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你认为这是否会与香港形成竞争？

　　答：我个人理解，所谓的“微小变化”就是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大方向不会改变。

　　第二个问题，国务院今年3月底决定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这是国务院首次发布文件明确支持采取实质性措施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这并不是“新闻”。因为17年前党的十四大就已确立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次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帮助上海推进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的具体措施。关于上海和香港两个中心的关系问题，港人担心上海会对香港构成很大挑战，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目前上海和香港相比，还差很远。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很好的金融机构、很多的金融人才、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等条件，要有一个符合金融中心需要的市场体系。这方面，上海与香港还有一定得距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海的优势。与内地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具有最成熟的金融体系。上海有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等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机构。同时，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金融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需要一个好的高效的金融体系来配置金融资产，上海作为内地最具条件的城市，如果能够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除了竞争以外，两地发展水平既然层次不同，优势不同，就有合作空间，不完全是零和竞争的关系。

　　问：有传言称，中央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担心香港实行普选后会出乱子，中央要建一个新的中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另外，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有无一个具体时间表呢？港币如何与人民币挂钩呢？

　　答：第一个问题，这只是你的猜测。中央在起草文件时，没有受到香港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参与了国务院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可以说，在准备过程中，我们完全是从上海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没有这个时间表。

　　第三个问题，请你问任志刚先生。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新闻及公共关系部主任宋荣华主持吹风会。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美国《纽约时报》、彭博新闻社、道琼斯新闻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日本《读卖新闻》以及香港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凤凰卫视、香港电台、《东方日报》、《南华早报》等38家中外媒体50多名记者出席了上述活动。

　　徐林司长此次是应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之邀，专程来香港向外国在港媒体及商会介绍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相关措施。19日中午，徐林出席由亚洲协会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举办的午餐演讲会，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