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简介会上的讲话
2014/09/02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简介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冯 巍

  2014年9月1日

  昨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李飞副秘书长率我们连夜赶到香港,今天上午和各位见面,在第一时间向大家介绍决定内容,并就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贯彻落实决定进行沟通。刚才,李飞副秘书长对决定内容作了权威说明和解读,相信对大家理解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内容,共同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会有帮助。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选行政长官打开了大门,开启了香港民主发展的新历程。今天,香港从未有如此接近市民期待的行政长官普选。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要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五步曲”只走了两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顺利走完剩下的三步曲,避免功亏一篑,关键是要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落实好。借此机会,我有三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中央的宪制责任,决定具有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

  我注意到,在近期关于香港政改的讨论中,香港社会对法治的关注度很高。大家从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政改应遵循的原则,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等不同的角度谈法治。大家一定会同意,在现代政治中,民主与法治密切关联,法治是民主的基础和保障。法治首先要有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律存在,同时要求人们能尊重和遵守法律。否则,法治无从谈起,在重大的社会政治领域更是如此。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包括乔晓阳、王光亚、李飞、张晓明等,反复强调,香港的民主发展要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这不仅是基本法的规定,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为期五个月的政改咨询和最近三个月的社会讨论,香港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政改要依据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进行,这是我们今天、明天以至于未来,讨论和解决香港政改问题的共同基础。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严格贯彻落实基本法,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决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行政长官是香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首长,他既要对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向中央负责,担负着在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基本法的重要职责。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涉及到对基本法附件的修改,不仅是香港的事,也是中央的事;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2004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基本法有关条文的解释,对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作出决定等方式,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规范香港民主政治在“一国两制”的方向上,在基本法的轨道内健康发展。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就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决定是一份法律文件,决定的内容,包括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以及普选行政长官时必须遵循的原则都属于法律规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对后面将要进行的三步曲都有法律约束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其宪制权力和责任,对行政长官普选等问题作出的决定,全面贯彻落实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完全符合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权威,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具体内容,是通向普选的阳关大道。希望香港所有团体、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自觉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权威,严格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推进政改工作,这不仅是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需要,也是香港社会核心价值的要求。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反映了香港主流民意,开启了行政长官普选的大门

  民主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美好的追求。但在现实政治中,真正推动民主向前发展的,往往不是民主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前不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系统梳理了香港民主政治、尤其是选举制度发展的脉络。他认为,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在香港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为例:在香港回归前,港督是英国政府委派的,并非港人;我国政府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承诺:行政长官由当地协商或选举产生,报中央政府任命;1990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第45条为香港设定了行政长官普选目标;1997年,第一任行政长官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在具体产生办法上,中央已开了绿灯,只是没有走完立法会的第三步;到了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则上升为1200人;在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明确在2017年香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在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为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正式打开了大门,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历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可以看到,在行政长官选举制度上,是一个快速的、有序的民主化过程。中央积极推动的态度、建设性的角色是清晰的。

  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也高度重视民主发展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积极作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在特区政府展开公众咨询以来,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了解、听取香港社会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以期全面、准确掌握香港的实际情况和民意,作出符合实际,有利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策。根据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普选问题决定有关规定,人大常委会首先要决定的是2017年香港是否可以进行普选。非常坦率地讲,对于2017年香港是否可以普选行政长官,香港社会内部、内地并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重点考虑的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见。从公众咨询开始至今,无论是行政长官提交的报告,社会各界发表的意见,还是各种机构进行的民调结果,都清晰地表明广大香港市民热切希望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是最大的共识,是最主流的民意。为此,国务院港澳办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香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慎审议,认同行政长官的建议,尊重社会的主流民意,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并对普选行政长官的原则作出规范,以利于香港社会定纷止争,形成共识。这充分表明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的积极支持。如果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得到落实,香港的民主发展将实现历史性的飞跃!

  民主是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一种形式。在此,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对民主政治的看法。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代议政治、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但已不是唯一的形式了。民主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民的直接民主,以古希腊城邦为典型;第二阶段是近代出现的代议制民主,主要表现形式是选举制度;第三阶段是伴随着法治、人权和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出现的综合性的民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除了传统的选举制度外,公民有非常广阔的渠道和途径参与政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主要包括:高度法治保障下的人权和政治自由,发达的传媒,法定的、公民广泛参与的政府决策程序和监督机制,行业、专业和社会自治,遍及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社团及公民社会。从这样的角度看香港的民主政治,香港市民,尤其是各政团、社团不应一叶障目,应当引以自豪。

  三、理性务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推动香港民主实质性发展

  在过去一年多的政改讨论中,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行政长官普选时的提名委员会。我相信大家在对提名委员会的思考、讨论中,一定注意到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四大界别和38个界别分组。如果抛开固有的坚持,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四大界别、38个分组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结构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到香港社会的多元性。在政改讨论中,大家都认为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是政治利益的重大调整。因此,在一个如此多元的社会,进行如此重大的政治变革,存在意见分歧,存在争论,以致出现冲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缩小分歧,寻求共识,共同推动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我赞同“持份者”的概念。顺利实现普选,走通“五步曲”,需要所有“持份者”的努力与合作。中央是重要的“持份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为普选开了绿灯。下面要看香港诸多“持份者”如何选择。特区政府要向立法会提出行政长官普选法案,是“持份者”;立法会要2/3表决通过法案,是“持份者”;立法会内的各政团、各独立议员也都是“持份者”;行政长官要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普选法案,也是重要的“持份者”。香港的政改目前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面对香港市民对普选的渴盼,面对香港民主发展历史性飞跃的机会,香港所有“持份者”都应静一静、想一想,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过去几十年,香港的发展和成功举世瞩目,原因之一是港人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这种精神对解决目前面对的政改问题尤为重要。理性就是要从香港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放下偏见、放下私利,放弃小我、拥抱大我,为实现普选创造条件;务实就是顺应绝大多数市民希望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愿望,在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2017年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在2017年出现这样的场景:几百万香港选民手持选票,涌向遍布全港的投票站,庄严地投下手中一票,选出中央信任、港人拥护的行政长官。香港各政团、社团,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跨出普选行政长官这一步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是对香港的,也是对国家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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